周探科教授：
您好！我是钱定平教授的秘书，也是上海蚩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钱定平文化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今天特地给您写信，为的是交流一下最近全国关于蚩尤研究的某些动态，同时也代表钱教授向您问好和致敬。
我们是从阅读您的大作《揭开史前“黑天鹅”的神秘面纱——推介钱定平< 蚩尤猜想>》而认识您的。我立即把大作推荐给了钱教授。钱教授读后大加赞美说：“周教授的文章简直是《蚩尤猜想》最简洁的精华。以后，凡是到我们工作室联系蚩尤活动的，周教授的文章要列为必读学习资料。”评价之高，正可说的惺惺惜惺惺了。
关于全国有关蚩尤的学术的重要动态，是最近贵州等地省委（也许是省委宣传部等）在酝酿成立“全国性蚩尤研究组织、学会或协会”。这是交大世界遗产学研究中心来电说起的，交大并推荐了钱教授。不晓得周教授得悉这一消息了么？钱教授的意思，贵中心以及周教授您本人，当仁不让是蚩尤传说与梅山文化研究方面的生力军，理应在全国的学术组织中占一席之地；再进一步说，湖南是蚩尤之乡，湖南省有关学术机构，在全国蚩尤研究与发扬中，其地位可说是执牛耳者。所以，我们在省外的蚩尤研究者，特别殷切希望周教授能够通过贵大学与湖南省委联系，从湖南省的角度，积极参加和推动以上全国性的蚩尤学术组织与活动。
钱教授回国后曾经几次应邀前往新化考察，对于梅山文化印象极深，认为实在应该大力研究，并与古老的长江文明结合起来探索之，研究之，发扬之。钱教授是湖南人，他对于家乡的深刻感情，连中央有些领导干部都晓得。比如前国家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国家版权局长、湖南人沈仁干先生，就是钱教授研究工作的热情支持者，沈先生还建议我们与全国性的“炎黄研究会”建立联系。特别，他将《蚩尤猜想》等书赠送给了总署署长、前湖南省委宣传部长蒋建国。蒋当即表态，只要钱先生到湖南去访问讲学考察（暂时未能成行），他让省委宣传部出来接待。所以，如果将蚩尤研究与全国组织等大事向湖南省委汇报，也许能得到一定支持。
第三，《蚩尤猜想》中大胆断言，蚩尤考古要依赖江苏省的蚩尤考古新发现。该书出版时，这只是一个美好而科学的愿望。今年年初苏北兴化考古新发现爆出了消息：证实了《猜想》中关于“蚩尤北狩”的推断，说明这一悲壮过程中的确曾经经过“苏北”。而且，也同样确定了蚩尤与良渚的极为紧密的关系。尤其可贵者，考古发现所得的多项结论中，与《猜想》中钱教授的科学猜想，竟有七、八点吻合之处（考古报道与部分书评共三件，请见附件）。
就写到这里。这封信是向周教授与贵中心问好的信，也是汇报的信，互通有无的信。我们衷心希望，我们工作室能与贵大学、贵中心建立友好与合作的关系，同时，积极推动与资源整合湖南省（娄底、新化、安化与长沙等地）乃至全国蚩尤研究的力量，共同为“中华三祖”之一的蚩尤的深入研究、全球正名和发扬光大做出应有的贡献。
敬叩 金安！ 并祈
双福！
余睿菲
上海蚩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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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钱定平先生是以一个多面手的身份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如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等等。尤其是他提倡多年的科学与人文交融的“通感”思维学说在美学界、教育界影响颇大。但是，纯粹的史学研究不是他贯常涉足的领域。因此，数年前听闻他雄心勃勃地要重写“中国史前文明史”时，笔者不禁私下为他捏了一把汗……
唐人刘知几曾对治史者的身份提出严格要求：“史有三长：才、学、识”，其中又以史识为上；得一者已不易，何况三者兼备？故而刘氏本人也慨叹“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当然，钱定平先生幼承家学，有很扎实的国学根底，又精通数国语言，博闻强识，文理兼通，所以对于他在史才与史学方面的素养毋庸置疑。关键是能否对缥缈久远的中国史前文明发凡体例、另立新说？需知这一领域目前最常规的研究水准，也只能是依评新的考古文献与实物，进行释读性的工作。否则无所适从，难有较大的学术突破。
不过，当我捧读钱氏新近倾情奉献出来的《蚩尤猜想——中华文明创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徜佯在作者对中国古文化奥秘之诗意化的“猜想”时，不仅所有善意的疑虑都消逝而去，而且自己禁不住也浮想联翩起来。
卓越的史识离不开新颖的史述，尤其是在史前文明研究领域，各种文献史料既稀缺有限又歧义含混，那么独树一帜的史述建构方式就显得尤为可贵。钱著最吸引笔者的闪光处在于它对中国古文明的特质内涵进行了新的表述。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是环境的“人化”过程；不同的文化特质乃是由于各自社会群落与其所处环境互动的特殊适应过程造成的。诚然，用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民族文化的形成与趋向大致不谬，但是落脚到对具体文化对象的把握上确是不易，过往加贴在中华文化身上的诸多名号就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是静的、内陆、农耕、向后看、内敛型、德性文化（相对应的，西方文化是动的、海洋、工商、向前看、外向型、智性文化）等等，这一大堆耳熟能详的名号或者拘泥于客观的地理环境，或者从既成的文化现象出发，都没有揭示出环境与人如何发生交互作用、自然是如何被“人化”的这个实践本体问题。
本书作者匠心独运，综合运用通感说、协同学、系统论等理论，首次赋予中华文明是一种“相狎文明”这个新符号，以此构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体系，并展开中外文化比较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摆脱了旧有界说的窠臼，在思维方式有了重大突破。作者认为，丁字型的中原丘陵环境是孕育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地理舞台，丘陵层叠多变的地貌结构、丰饶多产的物候条件、空蒙氤氲的视觉气息等等是我们民族诞生的边界（初始）条件，以稻作生产为主体的农耕方式与集聚形式构成了我们的自组织机制，两者发生协同有序的交互作用，铸造了我们先民与自然及其自身相互亲近、愉悦的“相狎”(Engagement)文化根性。这是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外化或演绎成色彩斑斓的中华文化图景：递归有序的语言文字、丘壑灵动的艺术品味、阴柔平和的国民性格、家国同构的组织形态、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作者用动作化的“相狎”概念命名中华文明，包括用“相格”（Cross）定义基于沙漠地理背景下诞生的西方文化，避免了以往诸多文化分类的片面性（或偏于先天的地理环境，或偏于静态的文化形态）、割裂性（忽视环境与人文之间的动态勾连与发生中介），非常契合文化创生过程中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实践本性，是一个极具辩证智慧的学术创获。再者，从中国典籍文化中采撷“相狎”“相格”这类诗意化的语汇，予以当下学术性的新语义，也是一种在文化研究中话语本土化、原创化的有益尝试。因此，尽管本书作者谦称其思考仅是一种“猜想”，通篇也采用天马行空式的写意笔法，不是时下所谓规范的学术腔专著，但本书实已堪当一部对中国文化重新表述的力作。
认同中华“相狎”文明的核心因子发端于丘陵型地理生态之中的稻作文明，不仅对蚩尤、黄帝、炎帝等古史传说人物在中国人文始祖谱系中的地位有新的书写，而且对中国文化演进史上的某些重大现象有更为合理的的释读。例如，中国历史进程中屡屡演绎着这样的文明悖论现象：落后的马上游牧文明军事上征服了先进的马下农耕文明，但最终又在文化上被后者所征服，从西周中后期“南夷与北狄交”始，历“五胡乱华”、蒙古人南下、满人入关，绵延成线，贯通全史，构成了中国多民族大一统进程中某种“基因”式的文化镜像。但是按照既往对中国文明前史的神话叙述，即在我们民族国家诞生之初，是由处于文化上位的华夏部落在军事上战胜了周边落后的东夷与南蛮部落，从而奠定了华夏中心、文化优胜的民族雏形，那么后世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重演的“落后打败了先进，边沿战胜核心”的活剧，似乎就是一个反常的文化现象，在原型文化中很难追踪到这种基因种子。事实上这种看似变异与断裂的文化表象并不是真实的历史逻辑，而是某种解释上的偏差。按照本书作者的考析，在远古几大部落联盟中，散布于长江中下游丘陵地域的蚩尤集团凭借稻作经济、玉石冶炼、定居作息、巫术文化等，其综合实力实已居于当时中国文化的核心地位，而发源于黄河中上游的华夏“十二姓”联盟总体上游牧性较强，处于文化周边地位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奠定中华民族基本格局的逐鹿大战从文化性上看实属于“（半）周边”战胜“核心”的典型范例，而且是中国民族成长史上屡见不鲜的“以夷代夏”的活水源头，极富文化原型的色彩。如此解读，使我们对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展现出的独特魅力，如强大异常的同化功能、统序连绵的生命活力等有寻根到家的阅读快意。如此解读，也使我们今天能够理性进行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宣传，避免陷入某些狭隘式思维与情感的尴尬。
钱著中关于日本“ 森林型”文化特征的猜想也非常精彩，启人良多。对于东邻日本的文化特质，国内学术界长时期把它归之于“唐化”东渡，是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化产物。相应地，在近代转型时，处于内核的中华文明较厚重，“中体西用”难以奏效；而处于外缘的日本文明较灵动，“和魂洋才”得以深度嫁接成功。这种比较现在看来实属皮相之谈。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前近代中日社会组织形态有异加以揭示，如冯天瑜先生认为，秦汉以后“封土建国”的政治秩序在中国已趋于消失，而在日本政治架构中一直得以延续，这种不同的历史起点是导致中日近代化进程异趣的内在逻辑，这样深刻的分析就较为接近真相了（参见氏著《“封建”考论》）。现在钱氏又把追寻的视域再向前移，揭示日本“森林型”的文化生态赋予日本“元文化”（或谓“和魂”）中某些先天独特的因子。茂密的森林覆盖全岛，常年阴森中透露出些许阳光；地震、火山和海啸等习以为常的瞬间壮美，夹带着无尽的死亡哀伤。特有的岛国地理环境孕育了日本二元性的社会自组织机制：生命既暧昧悱恻，又轮回无常，“美与丑、文明与野蛮、自然与机械等等，完全是混杂交错在一起的”，构成了“罪恶谷底有樱花”（钱氏对于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书评，见《美是一个混血女郎》）的另类文明图景。钱氏此说，为我们总体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最新锐的观照尺度，大几能统整我们接触到的日本语言、文学艺术、国民行为、政治举措等方面的文化异样。
行文至此，笔者甚至也豁然开朗：只有在光怪陆离、暧昧莫测的日本“森林”气息中，才能诞生村上春树作品中那种生死缠绵、爱怨悱恻的美学意境。当然，如果说基于丘陵的中国文明是一种“相狎”文化，基于沙漠的西方文明是一种“相格”文化，那么这种基于森林的日本文化如何也给它一个有意趣的、动作化的名号呢？这是本书留给我们一个略带遗憾的悬念，只能期待作者的专门之论了。
“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章学诚语)。《蚩尤猜想》通篇在诗意纵横的字里行间不仅睿思迭起、发人所未分，更浸淫着一位文化学者对故乡与祖先、传统与历史的敬畏之心，以及对中国文化当下性的深层忧患与理性期盼。
对此浓浓的历史文化情怀，相信品读该书的读者不难体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