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晚清理学嬗变
朱耀斌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法学院，湖南 娄底，417000）
摘 要 晚清湘军以其卓著事功推动理学复兴，独展湖湘经世怀抱与众生面相。道咸时期，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理学以其特殊的地域形态澄清天下，兼采汉宋，不废陆王，师夷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晚清的政权危机，促成了“同治中兴”的分权模式，具有鲜明的包容性、权变性与开放性。但湘军本身又在不自觉中僭越了传统理学的边界，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皇权与绅权、“公意”与“私情”之间的对立与失范，酿成了以军事变革为先导的近代社会转型路径。湘军的组织视界、宗法色彩及部族政治掣肘下的行动逻辑显示出晚清理学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与自我封闭性，惯常以礼为途，使理学最终在甲午湘军的落幕中湮没于纷争不断的历史风尘。
关键词 湘军 晚清理学 曾国藩
晚清治理学者众，独湘军理学群体以事功显达，对晚清政治生态影响深远，隐现了湘军事功与晚清理学之间的内在契合性。宋代以降，程朱理学一直被推崇为官方哲学。明代后期，陆王心学盛行一时，却在清初同受官方与士人打压，至嘉道年间才被重新提起。嘉道年间是清代学术的转换时期，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示曾国藩等湖湘士子以义理之学和经世之法，奠定了理学复兴的基础；咸同时期的湘军崛起推动了晚清理学复兴，为扩张湘学版图提供了契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湘军落幕与晚清理学开始衰微。晚清理学复兴固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晚清理学的嬗变与湘军之间存在某些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历史线索，为阐释晚清政治变向的历史路径与切换规律提供了某些线索。
一、湘军的文化品格与晚清理学的复兴
理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清代理学嬗变与皇权政治走向密切相关。至乾嘉时期，汉学鼎盛，考据之风盛行，宗理学者少。道咸年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考据为中心的汉学日趋衰微，流弊已显，经世观念开始复活。与其说这是清代学术的一次分裂，毋宁说是清代学术的一次部分质变意义上的蜕变。而相对于吴、皖、洛、秦等地的理学传统来说，湖湘理学以其特有的地域形态保持了对程朱理学的固结：“汉学风靡一时，而湖湘学子大者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1]对于现实吏治的症结，曾国藩的分析一针见血：
“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2]
及太平军兴，曾国藩等墨绖从戎，以“守道救时”、“澄清天下”为己任，选士人，领山农，坚持以礼治军，培养一班正人君子以转移社会风气。但从体相与个性来看，晚清湘军集团呈现出宗尚程朱理学的整体倾向而不排斥对其他学派的兼容并蓄，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开放性与权变性。
湘军理学集团整体上宗奉程朱理学。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罗泽南的《姚江学辨》等均对陆王心学等不合时宜的学派理论进行了激烈抨击，始终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吴皖之士也大多主张汉宋对立。曾国藩深受唐鉴、倭仁、贺长龄等的影响，一度只宗宋儒，对于汉学明确表示“吾无取焉矣”。至道光末年，曾国藩开始主张兼采汉宋，“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3]所以，他的理学态度是秉承义理之学，辅之以百家之博，“于汉宋间折衷一是，以江海量翕受群言。”[4]曾国藩在反对汉宋相互攻讦的言论中表明了自己“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学术态度：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彼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之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5]
后来，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主张以理学为核心，以汉学为补充，以辞章为手段，以经世为旨归，体现了他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事实上，曾国藩认为汉学也有其可用之处：“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6]他提出“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易窥数君子之门径。”[7]湘军“卧龙”刘蓉实际上受汉学影响颇深，只是他认为汉学过于考究文字而缺乏对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的关注与挖掘，宜以义理之学统御考据之法。而晚清朝廷与后世史家均把晚清咸同中兴归根于程朱理学的“正学”之功，更多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如钱穆先生尝言：
“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馀年，固亦少见其匹矣。”[8]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言：
“罗罗山 、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励，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9]
清末曾廉对于理学之功也持肯定态度：
“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10]
及至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1860）和倭仁重掌翰林院（1862），程朱理学得以在晚清重居庙堂之高，湘军集团自然充当了推动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推手。但可以想见，当晚清朝廷于1862年颁布崇尚程朱的上谕时，湘军理学派“兼采汉宋”的态度也是暧昧，却乐得与朝廷保持道统上的一致性。
在兼采汉宋的同时，曾国藩等也认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实际上源出一辙，提出了“笃守程朱，不废陆王”的治学方法。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宏就对心性之学和事功之学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主张以学治道，经世济民。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一度认识到程朱、陆王出自一家：“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11]。与青年时期对待陆王心学水火难容的态度相比，将近晚景的曾国藩似乎多了些政治上的权变与通融。他曾引用王阳明的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意谓要从道德的主体性出发，个体的自我修养才是解决“形而上”问题得根本途径，完全符合程朱理学的学术理路。可见，曾国藩的理学思想除了呈现出经世、包容的特点外，随着阅历增多也多守拙求阙，时刻自存持盈保泰之心，对于政治漩涡中的进退之计更为豁然洞达。他坚持的“花未全开月未圆”处世观就鲜明体现了他在处理与朝廷关系上的忠诚态度，又彰显了他时刻保持内省的谨慎心态，有家书为证。
同治5年8月24日夜致弟曾国荃信：
“……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巽，庶几高而不危。”[12]
同治6年正月22日致弟曾国荃信：
“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13]
陆王心学尽管无法与程朱理学一样处于学术的中心位置，却一直在影响晚清的士绅阶层。虽然罗泽南对于陆王心学颇为排斥，但其弟子王錱素来推崇陆王心学，在轻狂自负的外表下亦能幡然自省。他曾致书曾国藩对造成曾、王不和表示歉意：
“錱之受知于阁下也，基于壬子之冬，而极于癸丑之秋。少自远于阁下也，肇于加募之事，而成于败衄之后。其中离合远近之故，未始非彼苍者之默为颠倒位置，而疏狂之罪在錱，究无可辞矣。”[14]
对湘军史的考察告诉我们，晚清湘军领袖在求学与问政之间体现了其学术姿态与进退依据。如果说程朱理学为湘军集团提供了晚清政治风云中的价值圭臬与政治行为规范的话，陆王心学部分意义上为湘军集团提供了低谷或巅峰中的冷静思考与内省功夫，不失为对政治自觉的一种补充与调适，尽管其个人学术偏好或论旨迥异，反而构成了各具面相的众生图谱。
在晚清西学东渐的风雨中，湘军集团的理学如何应对西学的挑战是一个颇为纳人寻味的命题。西方器物与本国道统是晚清士大夫解读晚清危局的二维码。如唐鉴独守理学门户，倭仁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担心夷夏关系变动会导致道统的迷失。而曾国藩等则认为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引进西艺，恰可更好地捍卫道统。曾国藩试图把道统与器物平行起来，以回应晚清的内生危机与外来挑战，寻找理学与外部世界接榫的桥梁，最终达到“求（西方）形下之器，以卫（中国）形上之道”[15]的根本目的。区别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曾国藩更深入提出了“师夷智”的主张。虽然曾国藩等是以“中体西用”的政治框架来开启西学东渐中的洋务运动，但毕竟显示出区别于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改革取向，殊为不易。
“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德亦有其具。”[16]
郭嵩焘对于时局的认识也颇见深度：“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7]赵烈文也在咸丰十一年第二次入曾国藩幕时上万言书，直面来自西方列强异于太平军和捻军的威胁：
“今长发之焰广矣，然其技长于守而短于战，坚忍而不能飙疾，坐踞千里之地，有整齐之术而无维系之方，政涣人散，外合内离，是足以病我而不足以倾我也。捻匪器利技精，马骑千群，发如飘风，集如急雨，然凶滔恶虐，无自成之心，是足以乱我而不足以病我也。西夷政修国治，民力富强，上思尽理，下思尽能，人人奋勉，好胜而耻不如……其志不在小，国家之患无有甚于是者。”[18]
晚清湘军代表了“中学为体”的保守型意识形态，面对西方列强的全球化扩张选择了被动式的顺应与接纳，提出了“师夷智以制船造炮”和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主张，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的政策架构，试图在治国之道上把根治人心与引进器物结合起来，标志着晚清理学与西学的碰撞与初步融通，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晚清王朝的政权危机。
二、湘军的宗法色彩与晚清理学的滥觞
湘军领袖以书生领山农为湘军的组织架构，以宗法文化为纽带依托，以“忠义血性”为选拔标准，以“勤恕廉明”为行动准则，构建了湘军“尊上而知礼”的伦理秩序，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以收转移社会风气之效：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为难苟活为耻，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19]
但不可否认的是，湘军的全面崛起既创造了“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省”[20]的显赫事功，又开启了地方主义的泛滥，打破了传统的皇权与绅权的平衡。湘军的行动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理学的边界，在完成剿灭太平天国的“卫道”任务后，造成了晚清更为深重的政治危机。赵烈文在与曾国藩的几次私人对话中都分析到这种难以扭转的历史走向：
“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21]
在赵烈文看来，湘军崛起事实上造成了晚清中央与地方分庭抗礼的裂缝。费正清也指出，建立在层层私属性基础上的湘军组织制度代表着一种非正规组织形式的出现，它隐隐地含有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湘军领袖在乱世之中进退维谷，欲罢不能。早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就因江西厘金之争与曾纪泽谈出处进退之道：
“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一则以饷项太绌，恐金陵兵哗，功败垂成……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权专利。……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22]
这种政治上的尴尬与他致李鸿章的信函中所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的忐忑如出一辙，暴露出晚清朝廷对于湘军集团的防范与猜疑，使经历过辛酉政变与罢免奕䜣事件的曾国藩颇为忌惮，并使湘军理学经世派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不得不蛰伏或收敛。即便曾国藩在同治六年九月有归隐返乡之意，赵烈文的一席话也让曾国藩势成骑虎：
“湘、淮诸军之各有门户，师所知也。杨厚庵统水师名动江表，一改陆师而号令不行……三年冬，师奉命离任，督剿皖、楚，旨甫下而人间已有扼腕不平，愤愤欲起者。况师谢事而去，易一新督，自颈以下不与头接，是大乱之道也。两楚三江伏戎数千里，所惮一人耳。师今日去任，明日必呼啸而起。”[23]
其中原因就在于湘军制度是造成晚清政局衰萎的始作俑者，湘军事功恐非朝廷之福。如曾国藩本人曾对日渐消解的户部协饷制度的认识也是耐人寻味：
“盖楚军向来和衷之道，重在函商，不重在奏请也。”[24]
这说明湘军的宗法性与私属性所决定的内部事务处置机制取代了正式的“奏请”制度，使湘军的“私情”居于朝廷的“公意”之上，以维护和实现湘军的整体利益与战略计划。这种宗法性的“私谊至上”或“地方认同”削弱了朝廷的政治权威，造成了社会底层民众心理的裂变，以致酿成湘、淮军内部多次哗变与后来哥老会的闹市风波。湘军创始人的“以士风引世风”的初衷并未最终带来整体意义上的社会风气的流变，反而孕育了地方主义色彩的军人政治倾向。
按照理学的文化语义来看，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不是驳杂，而是时势所逼。湘军后期的贪婪与无原则的举荐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湘军创建时的理学初衷,湘军理学的经世倾向与事功本身盖过了理学经义。所以，钱穆先生指出：“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25]后来李鸿章的功利色彩更为突出，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式来处理“体”“用”之争，把晚清理学改革推到了临界点，“体”已经由道德主体转换为政治体制，最终演变为新旧之争。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里轻描淡写地把理学称之为“假道学”，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晚清理学的版图与发展完全受制于朝廷政治选择，理学成为了晚清政治的附庸。湘军只是在晚清政治体系的罅隙中逐步突破传统体制的藩篱，推动了以军事变革为先导的近代社会转型。
三、湘军的保守情怀与晚清理学的衰微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为解读曾国藩的学术与治术的关联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脚。湘军的事功固然助推了“同治中兴”，但之后的政治走向与湘军的命运并未如时所愿。湘军集团自身的组织架构、理学地域色彩与政治环境等导致了晚清理学的衰败。
晚清理学存在各种地域形态，但总体上仍受制于朝廷政治。湘军最初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坚持私谊至上，层层隶属，而兼具聚合性与离散性的组织特征。如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26]这样容易造成湘军资源供给短缺与视界狭窄，其地域色彩更容易成为满清王朝防范的对象，湘军早期的艰难与后期的裁撤恰恰证明湘军制度本身并未纳入封建王朝的政治框架。不管是湘军内部的交情离合还是外部的矛盾冲突，撇开湘军人物的个性不说，隐含其中的实是湖湘理学的单薄与朝廷一贯打压湘军的政治导向，使晚清政治改革仅仅停留在满汉协调、放权与收权之维。但曾国藩“始终不脱儒者气象，使末世风气不专注于武悍”[27]的极大热情与赵烈文预言曾国藩“今日去任，明日必呼啸而起”[28]的冷静相向实际上是殊途同归，晚清的命数也仅仅多延续了半个世纪。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湘军集团的道德权威缺乏法理支撑，以“礼”为纲，以实现对传统秩序的回归式矫正。湘军的裁撤和以淮代湘只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凸显了晚清政治危机的层叠性特征，所谓的湖湘气象只是昙花一现。曾国荃曾致书侄子曾纪泽曰：
“吾湘气象不若十年前之团聚，省城官场魄力亦不能运量周于辖境，但祝地方无事，则可安静过日，倘或小变，难免仓皇失措。”[29]
郭嵩焘则认为湘军派系之争所带来的后果是严峻的：
“吾楚一切已成强弩之末……在事诸公各持一心，不相贯属，此后功效可知。而楚绅久为天下诟病……盖国人之相构者亦多矣，颇以是卜楚运之衰而必决，知其不复可与有焉。”[30]
即便后来曾国藩北上直隶，想凭一己之力再造别开生面的“东南新造之区”，扩张湘学版图，最终不得不接受地域失衡的无奈：
“畿辅士宦习气，病在因循巧滑，上下相蒙，廉正之士湮没不彰，诚有积重难返之势。鄙人虽欲稍一挽救，而历任经年，全无绩效。又值年事告歉，愈益无可设施。”[31]
事实上，晚清的政治危机仅仅依靠理学复兴的力量还不足以克服。社会的裂变与底层的分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湘军肇兴固然缓解了晚清的政权危机，但晚清以礼为途的治理方法过于单一化，缺乏系统的科学建构。关于晚清同治中兴是否如实，曾国藩与赵烈文于同治三年四月初八的对话已见端倪。赵烈文并不同意曾国藩关于奕䜣为国之重器和慈禧“勤政”、“减征”、“免报销”等临御之威断等皆为中兴之举的判断，认为“强弱”和“形势”就已决定了国运转换。所以，晚清朝廷标榜推崇理学却不图改革之策，仅仅想依靠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来当作顺乎天意，终无收效：
“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32]
湘军理学集团也受到了部族政治的掣肘。钱穆的《国史大纲》鲜明指出，湘军理学集团在清代狭义的部族政治背景下是难以舒展自己的力量的：
“（曾、左、胡、李）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致治。一因清政府种族观念太深，不能推诚大用；二则因胡既早卒，曾、左诸人皆驰驱军旅，效命疆场，未得为中央大吏，于朝政少可献替。因此军事上虽足平乱，而吏治官方，依然腐败。”[33]
此外，曾国藩等湘军集团大力推进洋务运动，守成甚于开新，终究走不出“中体西用”的历史窠臼，试图用传统理学的认识模式来对照西学东渐，使中国的政治伦理有条件地接受西方的器物之学。湘军作为一种落后的宗法力量，其学统的核心在于宗法礼制，与近代西方政治难以对接，其开放性也仅仅停留在接纳西方文明的器物层。所以，梁启超认为清代理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钱穆也认为晚清理学的复兴尚未完成中国思想学术的近现代转型，保守与激进兼而有之。在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冲击下，这种封建理学隔离于新近时代而逐渐被唾弃为顽固守旧的标签，其对于西学的接纳是有限度的，根本无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纵然晚清理学在湘军集团的推动下兼容并蓄，表现出一定的经世色彩，但毕竟只能局限于理学封闭的思想体系之中，聚焦于纲常伦理关系的调整，忽视了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总而言之，晚清理学复兴毕竟只是晚清政治所需，湘军领袖在内忧外患暂平后总会遭到满蒙亲贵的卸磨杀驴。就湘军的历史来说，甲午前后是湘军历史作用的一个分水岭。甲午战争中的“牛庄之战”失败宣告了湘军作为近代军事改革样本的失败与落幕，战败所带来的危机远远甚于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危机，传统的理学体系与制度设计已经无法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尽管理学发挥了规定人的内在心灵与外在秩序的功能，但在中国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中，晚清理学的义理之学在现代政治构建中渐渐失效，先后受到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严厉批判，最终湮没于晚清的历史风尘。
注释：
[1]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湖南文献汇编》（第2辑），长沙，湖南文献委员会出版，1949年，第111页。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8页。
[3][4][6][2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39-240、109、487、173页。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1576页。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77页。
[8][2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5、653页。
[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27页。
[10]杨家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台北：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第449页。
[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五）.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3466页。
[12][1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45、480页。
[14]江忠源、王錱:《江忠源集王錱集》,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667页。
[15]汤震:《危言》,光绪十六年质学会刻本(卷一)，第9页。
[1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289页。
[1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4页。
[1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91页。
[19]王定安:《湘军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2页。
[21][23][26][27][28][3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072、1109、1066、1083、1109、1079页。
[2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三),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3页。
[24]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8），北京，传忠书局，光绪二年，第45页。
[29]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306页。
[30]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排印本（上），1971年，第447—448页。
[3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九)，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6766页。
[33]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87-8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