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宾与湘军述论

李续宾（1818—1858），子如九、克惠，号迪庵，出生于湖南湘乡崇高信都岩溪里第（现娄底涟源市杨家滩镇古楼村），为晚清湘军早期的著名将领。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于“七年之间，先后克复四十余城，大小六百余战，所向无敌，一时诸将无与伦比”      [0]      ，以军功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布政使、巡抚，战殁后被清政府追赠总督，予谥忠武。由于他身没于湘军前期，且因三河战败而遭人诟病，以往论者大都聚焦其在军事上之得失，鲜少有关注其于湘军发展所做的努力。本人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不揣谫陋，就李续宾与湘军的关系撰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 练团成湘勇之源

对于“湘军”一词的内涵，学术界一直聚讼不已，迄今为止都难以达成共识。究其原因，是囿于对某一特定时期的认识，未能从动态的角度去把握“湘军”概念的演变。刘继元认为湘军定义的扩大，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 或湘勇) 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1]      这种划分是否精当，尚可以做进一步探讨，然诚如刘氏所言，湘军概念是多次历史书写的结果。如果不注意这种不断演变的历史书写，我们就会困顿于各种对湘军的不同理解，是很难走出湘军迷思的。

官文、胡林翼曾在给清廷政府的奏疏中称李续宾“自咸丰二年，贼围长沙，奉其父李登胜之命，首倡团练”。揆诸现有的资料，倡练团练时间并不确切，但李登胜、李续宾父子在湘乡首倡团练之事似无疑义。团练之制，开始于唐代安史之乱后，当时各州都设置团练使。此后，历代相继沿用，不同的是，统治者都会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政府为寻求之策，鉴于嘉庆年间依靠地方武装团练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成功经验，要求各地举办团练自保，为近代团练的兴盛打开了方便之门。“团练虽古已有之，大盛却在近代。      [2]      ”学术界对于湖南团练产生的时间存有分歧，郑大发指出，“近代湖南兴办团练始于1841年”，黄细嘉、夏林根虽然未明确指出具体时间，但均对1850年朱孙诒办团练一事持肯定态度      [3]      。尽管如此，无论是当时的当局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肯定了湖南地方人士在办团练上的努力，并强调湖南在办团练一事上的重要地位。要弄清湖南办团练的诸多事宜，有必要考察李登胜、李续宾父子办团练的过程。

李续宾年少时就展露出在军事上的天赋，他11 岁时，“身量已逾四尺，有奇力，胜百斤重任”      [4]      ^〕，15 岁时，“初习射，能挽强弓，百步外无虚发”      [5]      ，并且由于经常入山打猎，绘制地图，研究兵法，为日后领军打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道光十八年（1838年），李续宾父亲李振庭因为湘乡、邵阳两地“盗贼横行，白昼聚众劫夺”，“忧天下将乱，欲立团湘、邵界，以靖井里”，命李续宾“启两邑宰”。次年春夏间，李续宾多次往返湘乡、邵阳两地，协调经营团事，在他的努力下，此事最终定妥。李续宾“恒任团事，湘乡练团自保始此。      [6]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李沅发在新宁趁乱起事。李续宾招募农家壮丁200余人，教之击刺，后会合新宁官兵击溃李沅发，稳定了新宁局势。为应对太平天国带来的冲击，咸丰元年（1851年），李续宾“治团以镇之”。李续宾还制定了团规及章程：“练团之法，乡人三丁出一报名，团长将姓名、年貌、箕斗、户邻皆注于册，各备一械，守望相助。有事则鸣锣以集之，无事则各自执其业。凡事毕，则父老公议其赏罚，其名册则团长收之。所捐之费，以供行事伙食及刀矛炮火之用。      [7]      ”

应该来说，李续宾在练团一事上还是颇有成效的。也许是由于科名不显或宦位未居，湘乡县令朱孙诒于1850年—1851年筹办团练时，李续宾还没有进入其视野。可能是咸丰元年（1851年）因县试受知于朱孙诒，朱氏对李续宾的军事天赋和办团经历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咸丰二年（1852年），朱孙诒要求李续宾组建乡团。此后，李续宾与罗泽南、王錱等师友一起练团，正式成为了朱孙诒筹办的湘乡团练中的骨干力量，从而声名初起，刘蓉在祭《李忠武公文》中提到，“吾乡宗伯，首建义旗。湘中豪俊，虎啸龙飞。维罗与王，厥声最伟。君参其间，鼎足而峙。      [8]      ”就目前所及资料来看，笔者窃认为，李续宾是道光、咸丰年间湘乡地方中最早办团体的，至少可以认为是湘军集团中最早办团体的将领之一。

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下诏曰：“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比熟悉……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      [9]      。曾国藩虽然被夺情出山，但对朝廷要他办团练一事却存有不同想法。他注意到“团练本是良法，然奉行不善……转为地方之弊政。”曾国藩在《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中奏称：“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      [10]      ”他后来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咸丰二年十月，粤匪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鑫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奉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      [11]      ”由此知之，曾国藩是以办团练之名，行建军之实。

纵观湘军创建的过程，曾国藩一开始就主张“赤地新立”，并不存在“由办湖南团练到扩编成为湘军的发展过程。”      [12]      但如果据此以为湘乡团练与湘军的创立并无关系，却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毕竟，湘乡团练为曾国藩创办湘军提供了一大批主要将领。黎庶昌就认为“其后良将辈出，实滥觞于此”      [13]      。而且，在创建湘军之时，曾国藩对湘乡团练所建立的一些规制和经验，也有所承袭。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续宾早年的练团实践，与湘勇的创立是有着一定渊源的。

二、同心护湘军之名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之名创建湘军，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既要在朝廷的猜疑之下苦心操办，又要在因战败饱受湖南官场嘲笑下勉力支撑，还需面对绿营恣意挑衅及筹饷窘迫的艰难困境，如此种种，困苦万状。他的幕僚赵烈文曾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为弥补八旗、绿营经制军队战斗力低下，咸丰皇帝先后任命了43个团练大臣，最终成事者却只有曾国藩，其创办湘军的艰难，可略见一斑。

清廷的军队，有八旗、绿营两种，自康熙后，其统治主要依靠绿营来维持。嘉庆、道光、咸丰期间，军队纪律松弛，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在京为官且兼任过兵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咸丰元年（1850年），他在《议汰兵疏》中就指出，军队“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14]      ”，认为“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从而主张淘汰冗兵，加强训练。基于此种认识，他在初创湘军时，“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要求“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      [15]      ， 强调“事权归一”。然而，曾国藩在创立湘军伊始，其地位还是遇到了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来自于与王錱在练兵及军事行动等方面的冲突。王錱是湘乡团练的关键人物，他在所著的《团练说》中曾自道：“我在湘乡办团，自咸丰元年中秋后起，至十月初而粗成，其时贼在广西，相去一二千里。承平既久，民不知兵，谁知团练为何物。      [16]      ”有论者便认为：“湘乡之办团练，实为王錱所倡导”      [17]      。

咸丰二年，曾国藩奉旨办团练时，便以罗泽南、王錱二人所领湘乡团练为基础，组建湘军。应该说，曾国藩最初对王錱的才干是非常赏识的，曾在给江忠源的信中称赞道：“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盖刘琨、祖逖之徒。      [18]      ”不过，此后不久，在募兵练勇规模上，曾国藩与王錱开始出现了矛盾。曾氏性格谨慎，其本意是在原有人数的基础上再募勇六千成万人之数，交江忠源统领作战，而王錱“负奇气，语天下事甚易”      [19]      ，招募的人数超过了曾国藩所定兵额，且隐然有自代自为之意。对于王錱“欲增兵万人，议论不相中”的情况，曾国藩认为他“不为用，又以言大而夸，持之不固，发之不慎，气骄已盈，必以偾军也，下令汰为七百人。      [20]      ”但王錱得到了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支持，并不接受曾国藩的决定。通过这件事情，曾国藩知道王錱“不为用，而亦知己之不能用也。”此后，曾、王两人心存芥蒂，最终分道扬镳。王錱脱离曾国藩后，曾氏依靠罗泽南、李续宾兄弟统领的军队，转战江西、湖北等地。

与王錱的自负不同，李续宾沉毅寡言笑。对于王、曾二人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李续宾有自己的理解，他对王錱的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和衷共济，共同维护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还在王、曾矛盾初现之时，他就劝导王錱：“师克在和，但于事有济，奚暇竞此豪末？且彼朝使，亦所以尊上也。      [21]      ”不过，由于诸多原因，李续宾的劝说并没有对王錱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对于王、曾二人矛盾给湘军带来的消极影响，李续宾还是保持着警惕之心。

在如何维护湘军的存续上，李续宾有着独特的认识，他遵从曾国藩的调遣，并坚持设法维护其统帅地位。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与曾国藩畅谈6日，并就军事将领的作用交换了意见，他认为:“不患无将，但患无帅。公出则湘人有所瞻依。      [22]      ”湘军因非清廷经制之兵，军饷大都需要自筹，很少依靠朝廷接济，这种军饷供给制度，自然很难保证军饷按时发放，所以湘军中常出现兵勇向将领鼓噪索饷的情形。某次，兵勇团团围住曾国藩坐帐大声喧哗，向曾氏索要主将，甚至出现了掌击的行为，即使曾国藩出面劝解也无济于事。李续宾回营后，“将惩其悍者，曾公请之乃止。      [23]      ”对于曾国藩索要将领的要求，李续宾调派身边的得力干将如朱品隆、唐义训等归曾氏节制，并要求他们服从其安排。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写道：“朱、唐两镇受迪庵之诫，只在弟侧，不归他人节制，亦曾以此托弟。自迪公没后，朱、唐持此念愈坚。      [24]      ”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之名创建湘军，东征西讨，“功勋”卓著。虽然如此，他遭到了清政府及封建顽固派的猜忌，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的权力，办事受诸多桎梏。经历多年“客寄虚悬”的处境，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奏请回家守制终身。咸丰皇帝认为太平天国内讧消弱了自身力量，曾国藩已无利用价值，谕“著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在曾国藩居家守制的一年零四个月期间，湘军军事进展不大。李续宾对曾国藩不在军中的局势发展深表关切，写信给胡林翼曰：“东南大势所关，在公与涤公两人之身。有涤公在军，前路乃可无虑，有公在鄂，后路乃可无虞……涤公亦不能以诏许守制，而安处山林。否则前路有兵而无人敢将，有将而无人敢统”      [25]      ，建议胡林翼联合官文等人向朝廷上奏重新启用曾国藩。李续宾的建议虽然不能对曾国藩后来的再次出山起决定性作用，但推波助澜之效还是暗隐其中的。在曾国藩创建湘军，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李续宾是维护曾氏在湘军中的权威地位、巩固湘军团结最有力的将领之一。

三、奋战壮湘军之声

湘军创立初期，罗泽南无疑是其中的骨干人物，有论者便称罗泽南为“湘军之母”      [26]      。罗泽南弟子众多，据张晨怡研究，“因投身湘军而留名史册的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潘鸿焘、李杏春、康景晖、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朱宗程，达16人之多。      [27]      ”除王錱早期脱离曾国藩湘军集团外，李续宾是罗泽南弟子中较早脱颖而出，以巡抚官职得到清政府重用，且独当一面的湘军将领。

咸丰三（1853年）年七月，罗泽南率众与太平军战与南昌城外，李续宾辅佐领右营的谢邦翰，此役，营官罗信东、罗镇南、易良斡、谢邦翰战没，其他湘勇兵士战死者80余人。经此一役，罗泽南将所余的1100人分组为两营，自己统领中营，李续宾统领右营。“两营称为湘军，湘军名始此。      [28]      ”从此，罗、李湘军知名于时，曾国藩亦称“所向有功”。李续宾的军事生涯中，大体可以以1856年罗泽南之死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与罗泽南共领湘军作战，后期统兵独当一面。

罗、李湘军中，罗泽南以谋略规划见重，李续宾以领兵作战建功，各展其长。二人共存期间，罗泽南非常倚重李续宾，“其战守机宜，胥功主之”      [29]      ，与李续宾曾一起作战且同为罗泽南的弟子的杨昌濬提到李、罗二人在湘军中的作用时说：“忠节公在军中，凡战守赏罚，皆一委于忠武公”^〔      [30]      。王闿运在《湘军志》里对罗泽南、李续宾评价说：“然则泽南殆可谓名帅，非但名将，要其言战，在续宾下远甚。      [31]      ”

自咸丰二年（1852）年从其师罗泽南练团到咸丰八年（1858年）战死三河期间，李续宾身历数百战，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各地。纵观其戎马生涯，湖北战场声名鹊起，江西战场达到顶峰，安徽战场身败落幕。湖北战场中，尤以田家镇之战为著。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曾国藩统帅湘军克复武汉后，规划东征，由九江、安徽直抵金陵。九江便成为了湘军的首要目标。湘军欲取九江，必先夺田家镇。田家镇地处长江中游，号称“两江门户，金陵咽喉”，位置非常重要，是湘军与太平军的必争之地，此前张亮基、江忠源皆败于此。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秦日纲领在此构筑了坚固的攻势，布重兵设防，以阻遏湘军的攻势。在攻取田家镇南岸的半壁山之战中，罗泽南、李续宾率众以2000多人击破十倍于自己的太平军，迫使驻防在田家镇的太平军主动退走。后胡林翼在为李续宾的祭文中说，“公师跃入，十荡十决。岸褚江红，飞毛洒血。采石顺昌。诅足拟此！湘军之雄，自公伊始。      [32]      ”罗、李湘军在湖北的征战，改变了清朝与太平天国在此的军事格局，开始由劣势变为优势。

咸丰六年（1856年），罗泽南伤毙于武昌城下。清政府下诏李续宾兼领罗泽南所部军队，从此，罗谢李代，李续宾开始统兵独挡一面。是年底，李续宾率湘军抵达九江城下。驻防于此的太平军悍将林启荣以善守敢战著称，曾击败过清军对九江的数次进攻。经过数月的围攻，太平军坚守长达六年之久的九江终于被湘军攻陷。曾国藩认为九江之陷，是清政府在东南数省的一大转机。李续宾因攻克九江，“论功第一，加巡抚衔，赏穿黄马褂，许专折奏事”      [33]      ，走上了军事生涯的顶峰。

李续宾作战勇敢、常亲自搏战阵前，所部湘军也因此随其冲锋陷阵，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军事力量，目睹过此的湘军悍将塔齐布对此称赞道：“好勇好勇！”李续宾“所举用奇士，视他帅为盛。      [34]      ”萧启江、蒋益澧、李存汉、刘连捷、刘神山、李集贤、萧庆高、高连阩、周达武、蒋凝学、萧孚泗、周宽世、朱品隆、唐义训、成大吉等大批湘军将领都出自他的军中，此外，刘典、杨昌濬、蒋泽沄、董容方等也辅佐过他。曾国藩在给李续宾所撰的神道碑中指出，“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      [35]      ”诚如曾氏所言，湘军发展前期，在苦心维护曾国藩的统帅地位，南征北战，壮大湘军队伍上，是很难找出一个与之相提并论的人物。后人李肖聃在论到李续宾对湘军的作用时便认为：“罗山之学业，所以见重于时，湘军所以声施于后世，至今蒙其遗烈也。      [36]      ”

四、失战挫湘军之势

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挟攻克九江之余威，率部进军安徽，在一个月内相继攻下了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向庐州外围的三河镇进逼。三河位于合肥、庐江、舒城三地交界，港汊纵横，圩田交错，是皖中著名的物资集散地。李续宾意图趁势攻下三河镇，切断太平军供应庐州、天京的补给，结果陷入了陈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军的重重包围，最后战死于此，其人生到此落幕。三河之战具有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多位研究者就三河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兵败的原因进行过论述，提出了诸多观点，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37]      。

三河兵败可称为湘军战史上出现的最大挫败。在此次战役中，湘军兵败固然是各种外在原因所致，但与李续宾轻敌冒进、临阵指挥有误还是有一定联系的。三河之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军与太平军之前的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湘军实力遭遇严重损失，精神、心理均受到极大冲击。湘军兵勇损失近6000人，一说5000人，除“威望冠诸军”      [38]      的李续宾身毙外，一批战将亦折损其中，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有所谓“绕胆略，战必冲锋”的彭友胜，丁锐义等。三河战败的消息传来，清廷朝野上下，一片慌乱，咸丰皇帝在得知“良将”李续宾兵败而死的消息，“震悼……不觉陨涕”      [39]      ，曾国藩闻此噩耗，认为“自湘勇以来，未有如此之大挫者，思之至恸！      [40]      ”感叹 “忽遭此变，如车脱一轮，鸟去一翼”，并深为以后的发展担忧，在给刘蓉的信中说：“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未知此后尚能少振否。      [41]      ”在家居丧的胡林翼“发书大恸，仆地呕血不能起……良久始醒”，担忧“湘军熸焉。”湘军主要兵源地——湘乡出现了“处处招魂”的场景，陷入了惊恐不安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湘军再次招募兵勇增添了难度。畏战惧死的情绪在兵士中蔓延开来，“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      [42]      ，军队战斗力大为减弱。

其二，李续宾三河失战对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攻守之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此前，因1856年太平天国出现内讧，实力大打折扣，在对太平天国的攻势中，曾国藩、胡林翼规划的东征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咸丰七年（1857）年末，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对湘军的攻势非常乐观，信心满满地估计“金陵指日可克”      [43]      ，在湘军攻克九江后，他很快就和胡林翼制定了“先清皖北，再议皖南”的战略，先期目标是攻取安庆。然而，三河之战后，形势急转直下。陈玉成决定趁胜追击，不给湘军以喘息之机，扩大三河之战的胜利战果，先后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都兴阿部撤围安庆。李秀成后来说，“自三河一战、桐城一战，安省之围自解。      [44]      ”太平天国在安徽战场上的胜利，护卫了天京上游的屏障安庆，遏制住清军的进攻态势，挽救了暂时的军事颓势，并为1860年击破江南大营奠定了基础。专治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对三河之战的影响总结说：如果不是三河战役的胜利，“太平天国老早已经灭亡了。      [45]      ”面对三河之战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军事退守，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只好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和行动安排。

历史的吊诡在于，清政府原本是听任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外围厮杀，把攻克南京的重任留给绿营，由绿营坐收胜利之果。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天国击破后，清政府只好重用曾国藩，授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南北水陆各军。从此，曾国藩得以统筹全局，其手下的湘军，也不再只是充当救火军的角色，到处弥缝。近人王尔敏便指出：“湘军势力的膨胀，及其真正的发展，均以江南的糜烂为起始。      [46]      ^〔46〕”湘军集团也因此得以破除原有的诸多障碍，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并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

李续宾征战七年间，大小数百战，治军甚严，每战常先，因战而名成，因战而身败。统军期间，他于湘军发展、壮大苦心维护，因专心战事，竟绝少回家，忠君卫道之心，足见其坚。抛开他因时代局限而选择的立场所招致的诸多争议，愚意认为，不可因人废事，亦不可因事废人。是耶非耶，留待智者自辨。